修鞋的王师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师傅。同志，则是指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朋友加兄弟，这是一个明显带有阶级立场和感情倾向的称呼。显然以上称呼皆不适用于杨太太。所以大家见到她都报以不加名称的一笑：“吃啦？”
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呐？”似乎并不急于与人民打成一片。这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当时人们无论性别统称自家那口子为爱人。偏偏她对丈夫的称谓却沿袭老传统“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大家为了联合她先生，对她客气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家史，间或搜集些野史什么的。虽然他后来被誉为史学家，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把自家的奶奶爷爷曾祖什么的故事从他家的族谱中挑选着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像而已。他不愿让自己的家史没人关心，没人评论。可换了别人就麻烦了，有可能被他这个后代告上法庭，说你篡改历史，说你诋毁先人。
杨太太与当时忙于投身g,m建设的女同志截然不同。她留长发，不剪运动头。运动头不是后来所说的那种俏皮短发，而是一色儿的类似童花头的前一刀刘海、后一刀切头。当年的女同志们大多朴实无华——这个词的代名词是寒伧。大家都一个水平的穷酸，穷酸到女性失掉妖娆本色，一律土布灰蓝，不修边幅。
杨太太却每天把她齐腰的长发打理成一个粗大的发髻盘在脑后，还随意地插上一把竹箅子。只这一丁点儿装饰就显出别样韵味。刚来的时候，她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亲口中，她都是旗袍的最佳代言人。按我父亲的说法，“她的人看起来像一片柳叶，在水面上飘。”我父亲此话一出口，立刻被我母亲敲了一个爆栗在脑门顶，并因此过而终生承担了洗碗的家务。想来，当年大院里因偷瞥杨太太而心生异想、甘愿受罚的勇士们不在一二。终究是太扎眼了，杨太太也改穿当年时髦的列宁装。却是一样地尽显身段，风情哪堪。
杨太太另一个令其他女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特色是她的悠闲。她那时总也有三十四五了，却还是与夫君过着逍遥的二人世界。大家后来才知道是她夫君不孕。在我眼里，那时的女同志过的日子可谓暗无天日、毫无享乐。如果说她们“猪狗不如”显然是夸张而且不尊敬，但至少猪儿狗儿们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她们上有老人，大多在农村需供养；下有孩子，还不止俩。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块，除去一应日常开销，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自己都十岁了，父亲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她竟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那条羊毛围巾后来成了我母亲心中的爱情标志，尽管现在都穿羊绒了，还不舍得淘汰。杨太太不仅没有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