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师范当老师，我们三兄弟跑到大食堂，掐准学生刚刚吃完的时候，饭桶底刮一刮，有时还能聚出一把米。如果是稀饭，桶外沿总会挂住一点，已经快要凝住，可以用舌头舔掉。地上有时候能捡到一点点馒头或者山芋皮，不过这种机会
加上我出国前特意学了装裱和做框，帮伊冯省了不少事，她很快允许我在她库房辟出一角来画画，那里冬天暖和。
有一天，伊冯突然问我：林，这个周末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教堂吗？
那天柏林飘雪，为了节省地铁费，我裹着肥大的棉服一路走到教堂，鼻子冻得通红，但走出了一身细汗。摘了大绒帽，睫毛上的雪粒在进门一瞬间化成泪珠。温暖的哥特式教堂灯火通明，飘出芬芳的气味，连我的汗味都变洁净了。教堂当天有唱诗班活动，很多人忙碌地走来走去做准备工作，我饿极了似的去看那些天顶画和祭坛画，惊喜又贪婪，恨不得把目之所见都吞下肚去。有一尊圣母子的雕像，不是宗教程式化的庄严行止，圣婴伸出两只肉嘟嘟的胖手，去摸母亲的脸庞，圣母还不习惯人母身份，一脸少女式的娇羞，竟是世俗人伦。我看得呆了，掏出个本子来临摹，没留神伊冯去了哪里。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大吃一惊，穿着牧师服站在台上布道的就是伊冯。
我试图跟上伊冯的语速，很快我就放弃了，我听不太懂她到底讲了什么，但管风琴响起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颗信徒的心。我并不信教，我只是随时愿意臣服于美。
伊冯告诉我，艺术家都很酷，信奉上帝在他们眼里是老土的事情，她很少跟艺术圈的人提及她在当地的神学院进修课程，今天教区牧师病了，请她来顶替，这是难得的练习布道的机会。
后来我经常跟伊冯一起去教堂，尤其喜欢后面的墓园，那里种满玫瑰，有一棵极大的树，树荫如洗。我的孩子出生后，伊冯就成了她的教母。
等到飞机腾空而起，机舱里的双语广播出现了确凿无误的普通话，我才惊慌地醒悟到，我真的要回家了。
从飞机上俯瞰回家之路，总的来说，就是先飞过一片绿，然后飞过一片蓝，最后飞进一片黄。在高空俯瞰光秃秃的山脉，也不过是坟起的土丘。
弟弟死了，葬在农场的田地里，就是这样隆起的一抔黄土。家里没有费事请吹鼓手，活人尚且自顾不暇，何况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我刚刚六岁，并不懂大人的悲苦，只记得那之后的一个月，妈妈就带着大姐姐去了后山另一个村庄，那里有一座民办的小学需要老师，管饭，一天两顿。
姐姐那时候十三岁，已经知道要脸，我和哥哥们去食堂等吃的，叫她，她不肯去。时间一到，我们像狼崽子一样跑得飞快，布鞋底恨不得在地上擦出嗖嗖的火花。我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