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埼玉县发生一起震惊日本的“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嫌疑人八木茂是某公司社长，还经营了一家居酒屋。居酒屋一带连续发生离奇死亡案，媒体蜂拥而至，八木顺势在自家居酒屋召开了两百零三场收费的记者见面会，信心十足地拍胸脯保证——这些都不是犯罪！
八木对我的报道十分不满，在记者见面会上对我吼道：“你那是什么狗屁报道！”他还在居酒屋墙上贴出告示，圈出我的名字说我是“最差记者”，搞得像通缉令似的。衫本纯子曾指着这张告示捧腹大笑——一个杀人案的嫌疑人竟然评我为“最差记者”。
衫本纯子跃跃欲试，立刻带了一份未侦破案件的清单来见我。重大案件都有追诉时效，即使是足以判死刑的重案要案，只要凶手逃得了二十五年，便是无罪。因此我们商定，既然要做，干脆就挑时效快到的案件来做。就是要用这样的案件来撼动日本。
清单中有二十多起未侦破案件，既有“八王子
小巷，不知转了多少个弯，走进银座一家高级寿司店。
吃饭时，我正要伸手去取最后一个黄瓜卷寿司，衫本部长突然压低声音说：“其实，我想做个报道特辑。”
我一听，立即把手缩了回来，双臂交叉在胸前，抬头望向天花板。“是吗？”我简单的回答在店内安静的空气中显得突兀。
部长眨着眼睛，侃侃而谈。他脑中有个非常庞大的构想：定下一个主题，用一年时间来报道，报道的结果要“撼动日本”。
这个节目就是后来的《ACTION：撼动日本》。当下的我佯装冷静，脑子却转个不停。部长在说什么？撼动日本？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部长对我脑中的念头一无所知，继续说道：“清水，让你来做的话，你觉得报道一些尚未侦破的案件如何？”
尚未侦破的案件——这个说法确实让我这个调查记者心动。可是，如果以撼动日本为目标，负责这样的案件报道意味着什么？
不就意味着只能去“侦破”案件了吗？可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检察官，只是一个在案件周围徘徊的普通记者。调查、采访、报道是我的工作，侦破案件可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虽然我之前也做过超出记者本职的工作，可从没有这么大阵仗。
几天后，我约了一位女同事在台里的自助餐厅见面。
她叫衫本纯子，与部长同姓，为免混淆，我连名带姓地称呼她。衫本纯子以前是新闻类访谈节目《WideShow》的记者，我与她相识在一九九八年的“和歌山毒咖喱事件”[3]现场，当时我是写真周刊《FOCUS》的记者。后来我们又在很多案发现场碰到，再后来机缘巧合到了同一家电视台工作。我打算把她也拉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