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到了第二周,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
当时房内夕阳西晒,我埋首纸堆,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资料。这份资料不知为何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曾经无数次拿起又放下。这次我突然看懂了它。
这是一个媒体和司法人都未曾留意的事实,分量轻到所有人都轻易地忽视了它。我找出与这份资料相关的其他资料,将它们装进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不断增厚,我反复检查确认其中有无矛盾之处。
一个男人的身影逐渐浮现在我眼前,一个推论直击我的大脑。
次日,我将五名女童的照片打印出来,并排摆在桌上。
假设一下。仅仅是假设,万一——不,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如果菅家是被冤枉的……
我对这五起案件的思路发生了巨变。
宛如奥赛罗棋的黑白逆转,如果将已经定罪的“足利事件”从黑面翻成白面,整个棋盘上的颜色便全是白色,这一连串案件就变成了“北关东连环杀童案”。而我必须直面以下事实:真凶依然逍遥法外。
五个小女孩接连失踪或丧命,凶手本该被处以死刑,现在却安然无恙。一无所知的人们每天在路上、超市、游戏厅与这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擦肩而过。那个看上去那么喜欢孩子、与小女娃娃漫不经心聊天的人居然是连环诱拐杀童案的真凶。假如,明天出现了第六个被害人……
不!绝不可以再出现这样的事。倘若我最后白忙一场,证明“足利事件”早已妥善解决,也是不错的结局。可如果意识到冤案的可能性却袖手旁观……我不敢往下想。
此次报道的宗旨是追踪未侦破的案件,可如果我追踪调查的是“已侦破的案件”,这能成为一个节目吗?《ACTION:撼动日本》要怎么办?
我叠好地图,拿起女孩们的照片。它
我的视线又移到堆积如山的资料上。我要继续从中寻找线索。
日复一日,我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
曾经有人告诉我:调查一百页资料,才能写出十页的报道;如果只调查十页,就只能写出一页的内容。我只能一点一点寻找线索——从报纸到资料里的起诉书、初始陈述书、判决书……连日在台里、图书馆、资料室埋首,案头的文件越堆越高,摇摇欲坠。我反复阅读菅家的供状,试图从中找出矛盾点;又对照案发地的地图搜集信息;有时也进行电话采访。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DNA型鉴定的基础知识。
任何资料我都不轻易相信。警方与检方的调查书、初始陈述书都将被告描述成罪犯,媒体报道的内容几乎全来源于日本司法机关提供的信息,辩护律师撰写的材料则只是一味地辩护。
作为记者,我不为他人的利益去采访报道,只以事实为依据。自打从事这份职业以来,我便牢记:兼听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