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采访”的飞机已经驶出停机坪，走完了滑行道，开始在跑道上滑跑。接下来要判断是否起飞。在做调查报道时，决断非常重要。值不值得报道，决定着记者的生死。
一旦我报道这可能是一起冤案，就等于跟日本司法正面较量。如果能开启“足利事件”的再审之门，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撼动日本”。
可再审需要明确的新证据。
“足利事件”的新证据是辩护团于一九九七年悄悄对菅家实施的DNA型再鉴定。菅家将自己的头发装入信封，送出监狱，委托日本大学医学部的押田茂实教授进行鉴定。再鉴定用了新标记物和不同类型的凝胶，最终鉴定结果是“18-29”型，并非早前得出的与凶手一致的“1
得出正确结论，与其做这种复杂的置换，为何不再鉴定一次？
科警研偏不这么做，只做了书面上的数值变更。他们在论文中提到“型号变更”一事时已是一九九三年八月，也就是菅家一审刚结束不久。这样一个时间点，仿佛是在等待“足利事件”的判决一样。
我曾在上文提到，MCT118法是科警研的K技术官在美国的大学研究DNA型鉴定后，在科警研独立运用的方法。MCT118法则是在一九八九年引入侦查工作的，一九九一年八月因“足利事件”正式投入实践。菅家被捕后不久，警察厅说：“从下一年度开始，我们要完善仪器的配备、推进技术人员的培养工作。”一切就像是计划好的一样。
而经过这次标记物更改，凶手与菅家的DNA型都变成了“18-30”。
上诉过程中，辩护方将此次标记物的更改作为问题提了出来。
一九九四年，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作为证人出庭，关于123bpLadderMarker显示错误型号一事，她做出如下说明：“当时除了123bpLadderMarker，再无其他选择。我们认为它可以正确标识出DNA型。但是，随着DNA各项研究的发展，大家知道了DNA结构会影响泳动的距离……可在当时，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点。”
她坦然地承认了标尺出错的情况。可法院似乎十分信任科警研，最终没有质疑型号变更的问题，对菅家做出有罪判决。之后的终审中，“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决定”确定了MCT118法鉴定的证据效力。
我一开始就很介意“鉴定”这个词。DNA型是由工作人员读取的，所谓鉴定，其实是一个人工行为。
假如DNA型鉴定是科学的，就应该如菅家主张的那样，再鉴定几次。只有做了无数次实验都能得出同一结果，才能叫作科学鉴定。
终于到了将这个案子制作成节目的时刻，我坐在办公桌前思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