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经常开车或骑摩托车,可那段时间我去哪儿都骑自行车,所以,当警察问我如何诱拐小真实时,我就顺口说骑车载着她。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要配合警察。”
如果当时警察呵斥菅家,说他讲错了,让他改为“从堤坝走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恐怕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目击到的“鲁邦”就直接变成了菅家。当时警察表彰过那些后来被封存的证词,他们也可以瞬间让这些证词变成证明菅家有罪的有力证据。
如此一来,松田女士就不会发出小真实不会坐自行车后座的疑问,而执着于“消失的目击证词”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路走来的不易。
通过采访菅家,我还明白了一件事——菅家只是个普通人。
问我抛尸的地点在哪里。我只在报纸上的照片里见过,从没去过那里,根本一头雾水。无奈之下,只好随便乱指。H警部就说,不对,要再过去点。我只好配合他重新指了一个地方。”
整个办案过程已经胡闹到超出我的想象。
我又问了一个在意很久的问题,就是菅家画的那张鞋底图,旁边还写着“这是我杀害小真实时穿的运动鞋”。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张图呢?菅家干脆地回答我:“是他们让我画的。”
当时,菅家完全不记得自己鞋底长什么样,于是警察给他看了一张鞋底的照片。应该就是现场发现的足迹对应的鞋底。菅家就对着这张照片画了起来。
那时,突然被认定为凶手的菅家甚至连检察官和律师都分不清楚。他笑着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3]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
只要见过他就会知道,他骑车上下班、在幼儿园开校车、喜欢罐装咖啡、偶尔会看寅次郎的电影和成人影片……是一个与你我毫无差别的普通人。这样一个人,司法机关却用DNA型鉴定将他判为杀人犯。
菅家被释放后不久,我见证了他与另一个人的碰面,地点在霞关一角的律师会馆。会馆的会议室里,一个身穿灰色西装、身材矮小的白发男人与
然而,初次公审时,菅家站到法庭上,总感觉那些可怕的警察们正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H警部与Y刑警也许就在其中,菅家很害怕,承认了所有的起诉内容。
“庭审时,我并没有真切地看到他们,可是,我就是很害怕,总觉得他们就在现场。”
免田也跟我描述过类似的场景,逼供的警察就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以防他突然翻供。
直到第六次公审,菅家才敢看向旁听席,发现那些警察并不在那儿。于是,他第一次主张无罪。免田则是在第三次公审才主张无罪。
我还问了菅家,为何要说是用自行车载着小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