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是什么时候,她说不久之前。接着又说道:“那人说她是被捕那个人的妻子。”
我沉默了。
申请再审的久间妻子低调地生活在饭塚郊外的一栋房子里。作为罪犯的家属,她经常面对大众严苛的目光,还有人往家中扔过石子。他们的孩子也常被欺负,被叫作“狗熊的孩子”“魔鬼的孩子”。
如今这家人成了遗属,仍在拼死抗争。可纵然日后获胜,恢复的不过是名誉,一条鲜活的生命却再也回不来了。
执行死刑真的正确吗?日本司法人员从来没想过另一种可能吗?以DNA型鉴定为定罪的证据,真的不需要有丝毫犹豫吗?
是这样说的:“当时刑警正在翻久间家的垃圾,被久间发现了,他大声喝问,双方便拉扯起来,这时他手里的大剪刀伤到了刑警。这一过程中,刑警们始终没有公开身份,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便不成立,只能算伤害罪。可是,不久之后,其中一名刑警z.sha了。”
z.sha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但“饭塚事件”的侦查演变成了一场必须对z.sha刑警有个交代的战斗。
至此,我为自己在东京都找找旧报道、点点鼠标就对案件妄下判断的行为感到羞愧。现场调查面临距离远、交通不便的问题,但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摆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
我想起之前的一次采访经历。那时,结束了对德田律师的采访后,我在居酒屋一角与他闲聊起来。
德田律师从一审起就为久间辩护,久间被执行死刑后,他依然为再审四处奔走。他究竟如何评价久间,又是带着何种想法一直为他辩护的呢?我放下手中的筷子,直截了当地问德田律师:“我大胆问一句,德田律师,您是不是相信这个案子是个冤案?”
那日清晨,久
德田律师听后低下了头,随后抬起头,端正坐姿,眼神坚定地望着我,轻轻开口说道:“死刑执行后这种想法尤其强烈。我觉得,久间是清白的。如果更早申请再审,或许就不会执行死刑。感觉是我们杀了久间……”
一个冬日的午后,我在饭塚市的商业街走访商户。
案发时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案发当日,一家店铺的店员看到了疑似被害人的两个孩子。如果这两人真是被害人,从时间上看,久间就有不在场证明。
时间过去这么久,商业街都变了样。我要找的店铺如今变成了一个仓库。通过四处走访,我找到了当年目击到两个小朋友的店员。这位女店员对我说:“只看到她们背着红粉相间书包的背影。当时我也是这么对记者说的。”原来这只是一个没有确认目击对象身份的“蹭热点报道”。
就在我道了谢,准备结束采访时,这位店员小声嘀咕了一句:“以前也有人来打听过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