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它对于m;主来说有多重要。”然后问卷分别询问了人们对m;主的不同理解，其中包括对m;主的程序性理解，也包括对m;主的绩效性理解。
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详述问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但是这个调查中反映出来的结论是，对于新兴m;主国家，尽管民众对m;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可以说，程序性m;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m;主时代。
所以，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的变迁。过去两三百年，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主权在民”观念，像一匹巨大的马，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往另一个方向拉去。起先可能举步维艰，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启动都非常艰难，所以第一波、第二波m;主化都更加缓慢、更加颠簸，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观念传播的加速，尤其是随着早发m;主国家的m;主稳固，这匹马越跑越快，最终出现了壮观的第三波m;主化浪潮。
“人心之变”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它就像是空中楼阁，很容易倒塌。比如辛亥g,m后的中国，哪有什么支撑m;主运行的文化土壤？上面或许有孙中山、宋教仁在为m;主而斗争，下面却是赵太爷和阿Q们的等级世界，因此辛亥g,m脱轨成军阀混战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当m;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它往往为m;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甚至，哪怕在经济水平、国际秩序或者技术变迁都存在着不足时，它也可能作为一个代偿性的力量在支撑m;主的运转。1789年美国建立第一个现代“准m;主政体”时，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今天的肯尼亚；印度在1947年建立m;主政体时，哪有什么中产阶级？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观念的“顽固”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赤字”，进而助推m;主的落地生根。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与历史上的第一波、第二波转型时期相比，滋养m;主观念的经济、社会和国际条件更加丰富。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现代人越来越相信政治道义与社会自主性相联系，m;主话语越来越成为政治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