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让学生们自己决定,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这是m;主对不对?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但是,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炸鸡和可乐,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那么,m;主当然“不管用”了。
所以,m;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m;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m;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m;主是否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希望统治者不能任意妄为。但是,一个球赛的规则再公平,也不可能保证球赛一定精彩好看。球赛好不好看,规则非常重要,但是最终而言,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
为什么强调政体的有限性?因为我发现,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m;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m;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但事实上,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有些国家,无论是m;主政体还是非m;主政体,似乎都建设不好,比如阿富汗,过去几十年,从极权到威权,从神权到君权,从美式m;主到苏式威权,各种政体神农尝百草一样全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个模式“管用”。所以,政体不是万能药,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印度的经济政策与m;主绩效
具体到印度,m;主之所以对于治理绩效“不管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70年,尤其是前面40年左右,输入到m;主程序的“原材料”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问题。时间关系,这次课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下次课再分析第二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印度的经济政策。说到计划经济,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苏联、东欧,想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但是冷战阶段,对计划经济模式情有独钟的不仅仅是苏东国家。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真心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并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它的经济模式。印度就是其中之一。印度宪法开篇就宣布:印度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世俗国家”,其中,“社会主义”这个词相当醒目。
印度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经济具有高度计划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