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on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ofnorms）。
为什么说印度的社会问题是“表亲的专制”？在刚才我讲到的那个“新郎骑马”的故事里，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件事中，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围攻者一边的，他们是站在达利特人这一边的。他们赶到现场，制止了村民对新郎一家的围攻，甚至给这个婚礼当上了保安。这种关系格局非常说明问题。它显示，在当代印度，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而非z.府。当然，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还有选择性的歧视，但是，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
社会压迫常常比z.府压迫走得更远
事实上，印度从建国开始，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则。也就是说，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为国家宗教。法律上，印度也早就将所谓“不可接触原则”明确列为非法行为。甚至，为了纠正历史上的歧视，z.府还出台了各种平权法案，也就是在大学录取、公共部门录用等领域刻意给低种姓群体留下一定的配额。到今天，印度已经有一半左右的联邦z.府或公立大学的位置，专门保留给各种“低种姓阶层”。所以，印度z.府“扶弱济贫”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以至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批评、抗议z.府走得太远、矫枉过正了。
但是，法律是法律，习俗是习俗。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z.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z.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其实，种姓歧视只是印度社会歧视的一种。在印度，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也很严重。尤其是莫迪z.府上台后，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义。比如2019年印度z.府新颁布的“公民资格法”，提出给周边国家的被迫害宗教群体提供公民权。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法律又规定，只给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族等提供避难，不给穆斯林提供，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印度有1.7亿穆斯林，这种公然歧视穆斯林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对立。莫迪z.府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歧视在民间非常有市场。
还有印度的“牛肉战争”。大家都知道，印度教把牛视为圣物，他们是不吃牛肉的。你们不吃就不吃好了，但是，近年在印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也不让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民间出现大量自发的“护牛纠察队”，到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