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给捆到起,产生巨大组织红利。其次,文官制中“文”,则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道路上来。这两个机制相结合,文官制大大强化古代中国国家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成为种深厚传统。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却不会亡;国家可以改名换姓,但是国家主义却可以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们还在亲身经历着强大文官制带来很多优势,比如前面讲到,中国基建神速、疫情防控高效、治安状况良好等。
但是,另方面,过于细密官僚体系、过于强大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就中国而言,历朝历代“官”对“民”压迫,们从各种历史记载中早已熟知。杜甫名篇《石壕吏》就是对这种压迫写照:“吏呼何怒,妇啼何苦……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种官与民不对称,带来无数悲剧。对“读书做官”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中国社会其他维度发展,工商业萎靡、科技落后、军事战斗力萎缩等,都与此相关。所以,古代中国早期虽然秩序没有那稳固,但是相对生机勃勃,越到后期就越暮气沉沉。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发明文官制度,所以中国是最早现代政治国家。对此,或许可以存疑。思想家韦伯曾指出,古代中国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现代官僚制。家产官僚制,意味着这个官僚机构再精细、再高效,它是有姓——在汉代,它姓刘;在宋朝,它姓赵;在唐朝,它姓李;在清朝,它姓爱新觉罗。当个官僚集团头上顶着“家之姓”时候,它能否真成为天下之公器?黄宗羲说:“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姓也。”这才是真正现代精神,这种文官集团所运行,才是真正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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