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系列配套“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恶,就不再是恶,是为迎接美好明天进行“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这样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耻辱之前,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信奉者。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政治迫害,都会有个将其迫害正当化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人都被视为“新殖m;主义者”。在袭击平民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bao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罪人。之前课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在过着岁月静好生活吗?是因为有这样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过滤器。复杂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眼睛时,只剩下美好蓝色。
所以,普通人为什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魔法。个体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政治话语所点燃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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