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课,我谈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合理之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在相互遭遇时可能会发生冲突,而全球化的加速可能会使冲突也加速。但是,最后我也说到,尽管我认可这两个判断,但对亨廷顿所描述的“东西文化对决”,还是不认同。为什么?为什么亨廷顿的判断未必是一个必然趋势呢?
在这里,我先说出我的结论,然后再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好,我把我的结论已经说出来了,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
理论上,文化战争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文明圈之间,也就是同一个历史文明圈的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他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或者儒教文明圈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文明圈。这也是亨廷顿的论证方向。第二,国家之间,尤其是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大国,“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圈展开斗争,比如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或者伊朗作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彼此为价值差异展开斗争。第三个层面则是国家内部,也就是每个社会内部出现激烈的文化冲突,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斗争。现在,我想依次分析这三个层面“文化斗争”的现状和趋势。
文明圈内部:离心力在增强
显然,在亨廷顿的书中,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在他看来,未来的冲突是以“文明圈”为阵营展开的。国家不再是斗争的主角,文明才是。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超越了国界的文化共同体。美国和加拿大有矛盾,英国和法国有历史恩怨,但是,面对中国时,它们就是共同的文明圈。中国和韩国是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也有不同制度,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儒家文明圈。伊朗和伊拉克打过仗,土耳其和埃及有各种纠纷,但是面对西方,它们同属伊斯兰文明。总之,兄弟可能打架,但是碰到外人时,他们还是会团结起来并肩作战。事实上,亨廷顿甚至认为,不但同一个文明圈内部会团结起来,儒家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