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钱的新房子里可能会住进她的前夫。可惜她的控制能力鞭长莫及，这件事情于是就僵持着。更因为夏天时盛明告诉她，家乡人对她的评价并不好，盛明不愿意多说具体的流言是什么。这也是房东太太对出钱买房很犹豫的原因之一。她并不怕出钱，但害怕即使出了钱，也得不到一个好的评价。她觉得不公平。只要想到前夫，房东太太就能迅速切换回一个“叹十声”的旧中国女性面貌，但她并没有任何难过的意思。她一直记得，前夫喝点酒就拿着铁棍揍她到额头开花的往事，这些大儿子都亲眼看到过，但因为她的出走，大儿子恨他。她一直以为前夫讨厌她。可是她到伦敦以后，前夫却找了道士在家里摆了一个阵，表示邀请她回家，这是盛明去她老家田野调查后告诉她的。房东太太问盛明：“那他摆了个什么阵啦？”盛明也不懂这种事，只就眼前看到的场景回答：“就是……两个热水瓶，当中放了几个橘子。”房东太太听完后笑个半死，说前夫是“神经病”。她显然为自己命运的突变而感到骄傲。她还问盛明，那个邀请老婆回家的摆阵有没有照片看看。盛明说，啊呀忘记拍了。盛明发现，每次谈到前夫，房东太太都看起来很高兴。盛明也由此知道，女人说男人是“神经病”，有时可能是因为心情好。房东太太为此还特地对盛明补充了一些生活细节，说“吓弟（阿弟）你可以用在写书里”。房东太太说，她刚从福建出来的时候，是在北京转的机，当天就被同乡偷了一千英镑。她知道是谁，但是没法启齿。因为她已经出发于半路，她根本不想回家，回家她就只能摘摘枇杷，一个月赚四百块钱，前夫还要揍她。为了离开前夫，她跟亲戚借了二十八万。那年她二十九岁。她甚至觉得，那场偷窃本来就是一个圈套。但这事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她说后来自己住在桥下当流浪汉的时候，都没有在北京的那一晚那么绝望。盛明在他们家住到第二年时才发现，其实房东和太太都很清楚自己在他学术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知道他想听什么，但有时他们故意不配合。这点和其他受访者很不一样。而这种洞察力，也令这对移民夫妇在伦敦餐饮帮中脱颖而出。譬如十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四区，没有离开伦敦市区去曼城或者爱丁堡。这是他们夫妇引以为傲的生活品质。很多当初一起做事的夫妇，十年来眼睁睁地越搬越远，即使回国时，这些人都坚称自己有身份且住在伦敦。
有天晚上，北京时间也许凌晨三点了，茹意的声音在不稳定的网络中若隐若现，盛明却坚持讲完了这个漫长的移民故事。茹意嘲笑他沉浸在“听觉事实”而不自知，盛明则像播纪录片一样在深夜的语音里严谨地说：“2007年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