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国外,这些职业是合法。”
民警说:“其实们社区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手心开始冒汗。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
他们就可吹体面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女儿,不单是母亲家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事他们家也能这躺着就好。父亲如果还在世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起站着,还是和他们起躺着。而她,个出过英文专著青年学者,在这样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激烈、突发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安栗最终决定做,就是给这家人拍个照,母亲也拍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开来,她好像又回到某个田野现场,和群有欲望老人们在起工作。她任务,只是记录他们欲望,修改他们欲望,并拍张普利策奖风格黑白照片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生被这样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水停电。其他亲属都签字,母亲在哥哥们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替钉子户房子里,主动接上水电。为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张不知道哪里搞来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切,他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家人是多团结啊,仅仅是为泼出去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人派出所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几个错字,播放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激烈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个熟人似。
“那个,查你论文,”民警说,“你去过台湾哦?”
安栗说:“去做田野调查。”
民警说:“觉得你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还是第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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