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栗说：“几年前也就几十个人。在国外，这些职业是合法的。”
民警说：“其实我们社区也有很多残疾人。”
安栗手心开始冒汗了。她理应对这些问题不再感到紧张了
他们就可吹体面一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的女儿，不单是母亲家的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么事他们一家也能这么躺着就好了。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着，还是和他们一起躺着。而她，一个出过英文专著的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的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了激烈的、突发的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的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了。”安栗最终决定做的，就是给这家人拍了个照，母亲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的，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了开来，她好像又回到了某个田野现场，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务，只是记录他们的欲望，修改他们的欲望，并拍一张普利策奖风格的黑白照片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的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了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生被这样的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了水停了电。其他亲属都签了字，母亲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替钉子户的房子里，主动接上了水电。为了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了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了，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一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一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人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似的。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调查。”
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
民警说：“台湾他们有多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