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用。想到第二天又会见到所有人,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由得感到既厌倦又快乐。
“为什么我感到那么开心啊!”王鹿常常感慨。
“因为你向来热爱脱离现实的集体生活。”我想,后海也好,防风林也好,指挥部也好,自足且浪荡,对王鹿来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我还想,一旦陷入这种快乐,再想摆脱似乎非常困难。
但我确实在指挥部接受了填鸭式的摇滚教育,我们有时会连续几个小时听唱片,总有人在中间急切地插话——“嘘嘘,听这里,我觉得这里是特别好的一段”——我们为了一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细节把音量一再调大,再怎么噪,地面上的人也不会听见。我开始将国外音乐网站上面的资讯翻译成中文,起初只是为了在论坛和指挥部里分享,后来在欧老师的推荐下给《音像世界》杂志写专栏。我写得不好,主要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想法,相当羞愧。但当时我和王鹿都太穷了,虽然有电台的工作,却都不是正式员工。每期节目的酬劳是固定的,一百二十八元,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五百块。不管怎么说,写稿的收入能让我们多买几张唱片。
我们那段时间总是在讨论钱,所有事情都需要钱。有一天陈浩在轻轨下面的电子市场看上一台调音台,他回来告诉我们,他还想要配齐话筒、耳机和卡座,有了这些设备之后便可以自己录制样带,林林总总要三千块钱。他要出去赚三千块,就撺掇小皮和他一起出去赚钱。他们打了一圈电话联络朋友,没几天就找到了工作。两个人爬在梯子上画马路边的宣传壁画,五米高,每天从早画到晚,一个月以后赚到五千块。拿的是现金,装在信封里。
京每天信心十足地出门寻找机会,但我们知道他只是在游荡和结交新的朋友,他擅长与各种人打交道,过分热情,很容易被卷入各种没谱的事情,全情投入着,耗费大部分精神。偶尔赚到一些钱,他便毫不在意地挥霍,他买昂贵的日本牛仔裤和乔丹球鞋,也买二手的进口乐器。全部都是一时兴起。指挥部里有很多他的东西,他买了放在那里,不久就忘记了。他最有钱的时候买回一台最新型号的苹果电脑,我们十分震惊,因为他根本不用电脑,而且指挥部也没有网络。我们有时候用那台电脑打游戏,但很快就没人再愿意打开它。后来机箱发霉了,被当作茶几,放烟灰缸和杯子。
情况最严峻的是王鹿,她即将毕业,没法再继续住在宿舍里,看了几处房子之后索性放弃,开始像筑巢的鸟一样,不时搬运一些东西到指挥部,不知不觉地在指挥部住了下来。然而我们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意识到王鹿住在指挥部,她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也不占据空间,而且不久之后,她在京的介绍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