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件史分析由于缺乏整体性的问题意识而屡屡被批评为“碎片化”。人们往往把概念史归于德国传统，而忽略了福柯的谱系学其实也是一种概念史。福柯这种谱系学式的概念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突破了他自己早年把重心过多放在词语分析上的“知识考古学”，转而尝试把话语分析与非话语实践（即事件分析）结合起来。只有这种结合，才可能既剥离出复杂语境中的基本概念，又辨析出积淀于特定概念的重要事件。“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这个层面上的旨趣与谱系学是大体相通的。同样以我所做的g,m研究为例。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国**党历史的概念谱系研究中，除了“阶级”、“g,m”和“群众”这些基本概念外，一些“制度性概念”（如“m;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和“本土性概念”（如“诉苦”“翻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李里峰2017）。概念史研究的路数一般是围绕这些概念的出现、演化、表述和疑义来展开的，也即以词语分析为中心。然而，这些概念本身的出现及语义演化往往与若干关键性的事件密不可分。比如，1930年前后在白区爆发的“顺直省委事件”、“江苏省委事件”和在苏区爆发的“朱毛之争”、“刘（志丹）谢（子长）之争”，都是理解m;主集中制的中国实践的重要节点。尽管中国**党对m;主集中制的概念界定集中体现在毛**、刘少奇等g,m领袖的理论性著述中，然而，脱离了对这一类重要事件节点的深入研究，我们就无法透彻地理解那些理论阐释话语的真实含义。事实上，我最近十年来对中国**党g,m若干关键事件的诸多分析，都在指向对“m;主集中制”这个制度性概念的理解。这就是“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这个层面上的“所指”。我最近把这种路数也称为“以史解经”（应星2021），此不赘述。
又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围绕文明和制度“担纲者”来展开的事件史分析。“担纲者”是韦伯在《比较宗教学导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概念，意指在打造世界诸宗教伦理中居于关键位置的、具有独特生活样式的特定社会阶层（韦伯2004，463）。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是韦伯的比较文明研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如果说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担纲者是儒家士大夫的话，那么，儒家文明演化到晚清已经发生了地域化的分化，以江浙、湖湘和岭南为代表的几大地域文化群体对晚近的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各不相同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对社会行动者产生影响的还有家庭出身、教育经历和社会经历等因素。因此，“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体现的是对现代中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