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2015)、拉克曼(Lachmann2020)、斯坦梅茨(Steinmetz2007)，以及作品成熟时期的斯考切波(Skocpol1992)，自成一格的迈克尔·曼（Mann1986—2012时期），他们都始终注重结构的关系性和情境性作用，并没有转向对文化、能动性与多元性的过度庆祝。但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历史社会学家感知到了美国社会的巨变，但“宏大理论”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待早已被挫败，实证研究仍陷于当下主义的自我循环之中。历史社会学远未在社会变革的熔冶中形成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g,m性连接方式。这是至今我们尚未看到美国社会学出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当代的本土化运动与历史复兴
当我们进一步转向非西方的社会科学时，问题除了现代性内部不同时间性的更替及相关危机，还面临西方的时间性与本土性之间的恒常张力。在最近的40年中，这种张力在广大的非西方学术界表现为民族主义认识论(ethno-epistemology)的重新上升，以及本土主义、新传统主义的普遍回归。其中，本土历史的复兴是核心内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远非孤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重建，其发展主要跟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潮流与范式转型，内核是“现代化”“科学化”“与世界接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思想界的话语逐渐发生转变，本土主义开其端绪，其中最早的尝试之一接续了20世纪80年代港台和离散华人学者的“新儒家”研究，继而推动了各种语义暧昧的“国学”复兴；而社会科学的本土主义与历史转向则要晚至21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年，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以笔者所在的社会学为例，本土历史复兴的趋势集中体现在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的急遽上升，大有渐成显学之势。若根据本书应星老师一文，中国社会学早在21世纪初就展开了一场“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间的论战。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学家严肃讨论时间性问题，处理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开端。此前的社会学研究固然也离不开历史（当然任何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历史），但并没有如此清晰的本土历史意识。一直到2015年前后，历史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才真正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阶段：相关文章在主要社会学杂志中的发表数量极大增加，自我认同为“历史社会学者”也成为一时风潮——尽管其中的很多学者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