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之外,还受到化学环境、母体效应的影响,因而遗传是基因和非基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之,并没有什么文化和社会关系模式是被事先编码且恒常不变的。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其维系或变革背后的具体历史情境。事实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在不断实验和实践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一种本土性吗?本土性必然会和现代性矛盾吗?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安排本身也溢出了中国这一地理和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世界。反过来说,如果把“西方”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概念,而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来看待,中国内部出现“西方性”也很正常,就如同西方社会中的某些部分也可能是非西方的。因此,我们很难说有一种社会科学是可以专门阐释中国的,也很难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就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社会——这种“二分法”是无效的。某些历史社会学对于本土历史性的想象和建构,实际是用一种更古早的、想象的历史,来替代当下实践以及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的历史,从而期待并规范未来。不得不说,相比21世纪初以甘阳(2007)为代表的“通三统”保守主义方案,这些方案更为退守。<注:"笔者认为,甘阳的方案试图把想象的历史、切近的历史与当下实践做一个联通,其本质也是保守主义的。但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还算是比较公允,且可以达成一定社会共识的。">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有一段话,用来评价当下中国也许是允洽的:
今天,传统有时被认为是一个本质上浪漫的概念,但是浪漫主义除了把关于传统的讨论提到19世纪的议程上以外,什么也没有干。浪漫主义对于过去的颂扬只是为着标志这样一个时刻:现代对于我们世界和人类一般状况的改变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对传统理所当然的依赖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
一种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已经丧失了对于人心的力量,正相反,就在传统丧失了活力,而人们对其开端的记忆也逐渐褪色的时候,传统陈腐不堪的概念和范畴有时反变得更加,bao虐。甚至于,传统可能只有在它终结之时,即当人们甚至不再反抗它之时,才充分展现它的强制力量。(阿伦特2011,21—22)
易言之,当某些所谓的传统观念早已不再是社会生活主要和普遍的文化动力时,有关该传统和历史的概念建构物反而可能获得极大的力量。然而,这些当代的建构物实际上是被抽空了实质内容的,它们所表征的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上的差异性,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