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g,m性联结有所操练。首先，对于当下主义的斗争与超越，并不意味着放弃立足当下，对当下社会与政治实践进行探索、考察与言说——后者恰恰应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出发点。社会科学曾经并可能仍然信仰着某种非人的力量会把我们带到某个固定的、光明的目的地，不管这个目的地是在未来，还是在某个历史中的过去。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以未来或历史的名义，来推动某种政治图景与话语，罔顾当下的社会实践与生活世界的文化安排，或把当下作为达成未来或过去的抽象目标的手段与过渡。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或广义的知识生产者）往往与权力结合以推动他们的目标；而无法保卫当下生活方式与政治诉求的，恰恰是缺乏物质与话语资源的那部分社会群体——他们往往只能寓居于当下，既不能调用历史，也无法透支未来。因之，当下是需要被理解、关注与保卫的，但不应被过度地庆祝。
再则，对于当下的关照，也必须和新的历史经验以及集体性的未来图景建立联系。我们毋宁说，应当把阿伦特意义上的那个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找回来。他的立足点是作为一种精神裂隙的当下，他必须与过去和未来同时搏斗：一方面，他需关照历史的经验，以获得理解当下的动力与起点；另一方面，他仍需要建构一个政治性的未来，使得社会团结与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如果有关未来的期待被关闭，进步的政治话语与集体政治行动也不再可能，这反而会给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打开空间。对当下的关照，必须是“有未来，而非未来主义；有当下，而非当下主义；两者以遗产（历史）来相互关联，或者说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者都不能降格。”<注："这是阿赫托戈对于约纳斯《责任原理》一书的评价，参见Hartog(2015),p.198。">
特别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中西古今之间的关系并非零和的。创造这些维度之间的新联结需要应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首先，当社会科学研究退守到历史，或者以历史的愿景来建构未来，那么最近五到十年的一个明显后果是，社会科学丧失了对于当下的观察力和批判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美学已然部分取代了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成为言说和培成当下实践的知识生产方式。这在乡村建设、社区营造、城市研究、环境保护以及数字经济对人的异化等议题中特别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科学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当下领域，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学的光晕柔化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并提供了美学的未来：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的未来。这种时间观上的分歧，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包括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