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但这不过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两个敌人在那儿，他也在那儿，有谁真正知道他的意图？其实他的梦想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这就需要一个比曾经有过的任何黑夜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凭着他在战斗中的经验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阿伦特2011，5）
如果说本雅明和其他的现象学家从历史中重新发掘了“此时此刻”，那么阿伦特想借用卡夫卡所说的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裂隙”中的那个人，似乎要面临比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过去已经无法为未来提供启迪，那个可怕的裂隙原本可以通过调用“传统”弭平，但现代性的加速发展使得过去和传统退却得越来越快，而萨林斯所说的那种用过去解释未来、现代和未来不过是过去历史模式重新展开的“英雄的历史性”，或言“国王的时间”，也几乎消失殆尽了(Sahlins1985)；另一方面，未来的,bao政和霸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历史主义几乎被本雅明等人宣判了死刑。因此，那个人必须和“两个对手”——过去和未来——交战，并成为裁判。
阿伦特认为这个人所立足的“裂隙”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当下”，“毋宁说是一个时间中的裂隙，‘他’持续地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得这个裂隙得以维持”（阿伦特2011，8）。因此，这种裂隙更多是精神性的，是一种短暂的思想空间，而非客观的历史时刻。但这又是时间和历史的核心，每一个个体、每一辈人都必须重新面对无尽的过去与无尽的未来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裁决。当然，个体也完全可能“‘筋疲力尽’，在恒常战斗的压力下虚脱，遗忘最初的意图，只记得这个时间裂隙的存在，而自己必须捍卫它，虽然它看起来更像是战场，而非家园”（阿伦特2011，10）。这种战争的状态在阿伦特看来是现代心灵的基本困境。阿伦特的这本书就是试图为身处过去与未来冲突洪流中的个体提供战斗经验和思想操练的。
如果说本雅明批判并拒绝了虚幻而,bao虐的未来，那么他实际上（至少在欧洲）破坏了自19世纪以来时间性的基石，也打碎了文化——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二战”之后的阿伦特在写作时面临的历史情境。既然“历史天使”已死，具体的人必须在个体的基础上栖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进行一场恒常的战斗。但不管怎样，在这场战斗中，作为个体的人，是既有无尽的焦虑，也有和解的希望的。这种时间体验与战后的基本政治经济局面及思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