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间的分野所构造的学术空间中选择合适的位置，从而必须与两者展开一场语义复杂的对话；其二是如何继承和重构国别性的文化与政治脉络。
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最具原创性的实验主要由1890年之后法国、德国（奥地利也属于同一知识传统）和一部分意大利的所谓“世纪末一代”(findesiècle)学者所推动，比如韦伯、弗洛伊德、克罗齐等等。他们实现了从哲学和历史到社会科学的重要转折。与后文述及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的是，他们和历史学有着更深的纠缠（比如克罗齐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也分享了历史学对于历史主义危机的深刻忧虑以及对于历史独特性的尊重(Ross1994，1—25；Hughes2002，3—66)。18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把理性和道德价值建筑在“客观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很快被证明是不牢靠的，社会科学观察者的主观性问题亦成为争议的焦点。而历史学在运用和阐释历史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进入对于历史的具体关注，一个危险后果就是，抽象的历史法则与进步的愿景在具体而多元的史实面前可能面临崩溃，历史的不确定性会占据上风。人类历史真的有目的吗？这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同时，浪漫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史学的结合也促进了人们对个体价值和历史存在多元性的体察和认知。因之，与历史学的深刻渊源给欧洲大陆的社会科学带来了不同的特质。上述的这些思想巨匠，首先试图以“主观意识”的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碎的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的整全性。他们固然放弃了历史主义内含的未来乌托邦，却仍然试图把自由思考的主体从未来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在主观理性的基础上重建基本价值和“主体间性”。以韦伯的“理想类型”为例。虽然他批判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并承认了社会科学的概念本质是人为建构之物，但他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社会科学共同体集体工作的可能性。在他的名篇《以学术为业》(1998)中，他亦试图调和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与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之间的张力。不过，这种“调和式超越”是极不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无法再作为“立法者”探索社会的道德基础之后，新实证主义重新兴起了。<注："比如罗素、维特根斯坦的所谓“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哲学就为之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新实证主义并无19世纪实证主义对科学的信心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反而是退守的。它极大限制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非扩张之。">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