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行为。换言之，官方
乡里制度有案可稽，但它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作用，仍然是
个有待回答问题。
读完本书个印象是，鲁西奇致力于史料考证和辨识，但对史料意义、制度性质阐释和讨论很是谨慎，未及展开。例如，隋代废乡官举措，应该是乡里制度演变个重要关头。作者对此虽有涉及(pp.362—369)，但关注点放在史料辨析上，对其背后意义以及文献中不同解读未有聚焦讨论。胡恒(2020)整理
清代各时期朝廷围绕乡官设置重大争论，其中透露出历史上乡官角色和渊源。清代雍正皇帝令复议隋唐废弃乡官制度时，鄂尔泰持有异议并提出，现有*员“远离桑梓，可杜徇私、报复诸弊也”，如添设乡官，“用本乡进士、举贡、生监、耆民人等，若辈世居其土，非亲即故，内有恩有德，亦有怨有嫌，旦令其群居民上，予以事权，无论假公济私，施威市恩，料事所必有”(p.87)。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关于筹办地方自治局奏折也写道：“臣等以为周之闾胥、比长，与汉之三老、啬夫，虽命自国家，事殊团体，然其受任自选举而来，其用人必不出本郡。”(p.103)早在隋代废除乡官争论中，其力主者李德林亦有同样看法：“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可见，废除乡官个重要考虑是，乡官不仅是王朝基层控制工具，而且更多地代表乡土利益。胡恒据此指出，虽然隋代与清代千年相隔，但看法何其相似，其背后体现出隋代以来国家治理面临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
以上讨论将
们目光引向基层社会中与乡里制度相对应家族制度。乡里制度强调是地域空间，而家族亦依附于地域空间。皇权和家族关联早已发生，如秦代二十等爵制（西嶋定生2004）、东汉豪族（杨联陞2011[1936]）、魏晋家族（仇鹿鸣2012；田余庆2012[1989]）等。特别值得注意是，（春秋及汉代）聚落“共同体”邑里成员包括宗亲、外姻和朋友邻里，并非单纯由血缘因素构成，也不能只从地缘因素来解释，他们共同构成聚落体性和自主性有机体(pp.205—206)。这些共同体虽然受到自上而下乡里制度侵蚀，但仍有内在凝聚机制，如里闾祭祀与合饮风俗以及均赋安排等。罗志田(2015)提出：“故‘郡县空虚’形成，方面是权收于上，另方面则是对下放权。”(p.34)后者为士绅势力兴起提供空间和正当性。随着隋唐宋科举制度兴起，士大夫阶层中滋生新家族延续机制，如文化资本世代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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