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弟弟妹妹们都要吃饭,所以我去了帕蓬的go-gobar工作——那时还没有Nana呢——用一张假身份证,因为我那时还没满18岁。”
她的语调如此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苏昂看着她,不知该如何回应。而梅做出一种表情,被人关心时想让对方放心的那种表情,就像在说“你只能接受这个世界,悲伤愤怒都无济于事”。
性贸易,苏昂心想,就像稻米贸易,推动了泰国的GDP,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而这也意味着,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正在做出双重奉献——他们的大米和他们的孩子——去支持那些住在豪华别墅里的富人,去支付警察和军人的薪水。这真是一个奇怪透顶的系统啊,就像猎物付钱给牙医来保护猎食者的牙齿。
后来,梅告诉苏昂,赚钱变成了她人生中唯一的目的。她是如此决绝,甚至在业余时间也主动出击。每天傍晚,在开始酒吧的工作之前,她会去那些住客几乎全是farang的高级酒店和公寓楼,向他们传递眼神,或者挨户敲门。如果有人愿意开门,她也不提钱,走进去踢掉鞋子,露出灿烂的笑脸,问有没有冰可乐。她很熟悉那些farang的心理——他们都是头脑简单的大孩子,心中怀有一丝微妙的负疚感。他们通常都很礼貌,很抱歉,像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最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或是没发生什么,最后他们都会给她钱。
曼谷有不少女孩都在玩这种狩猎游戏,但梅认为自己格外幸运,因为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澳大利亚人大卫。他比她大三十多岁,是个成功的小商人,也是个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胖子,还是她所见过的“最好的人”。他们相识两年后结婚,在一起整整七年——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曼谷,另一半住在澳大利亚的珀斯,直到他心脏病突发去世,留给她所有的遗产。
苏昂有股冲动,想把保罗叫来听听梅的故事——看啊,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现实版的《漂亮女人》。
这笔遗产令梅得以“转世”,成为她想成为的任何人。梅把钱主要投资在房产和美甲店,收入颇为可观。被她资助多年的弟妹也都已独立,她甚至给每个人都存下了结婚的钱。妈妈仍在农村老家,但住在一幢舒适的新房子里。她和大卫没有孩子,这是她的小小遗憾,所以她收养了弟弟的女儿,现在已经在读小学了。
“所以你现在是过着收租和数钱的快乐人生咯?”苏昂调侃她,真心替她感到高兴。
“没那么夸张啦!”梅矜持地笑,低头欣赏自己那点缀着闪烁水钻的深红色指甲,“其实,我还在一个叫Empower的NGO工作——一个保护性工作者权益的NGO。我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