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当约翰·达尔文走进伦敦的一家警察局，他立刻就成为当年的新闻人物。这位英国男子声称自己患了失忆症，不记得五年前划独木舟独自出海后失踪至今的全部经历。此前达尔文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妻子安妮对他奇迹般的归来表现得欣喜若狂。但很快安妮就受到警方调查，因为夫妻俩在巴拿马与一位房产中介的合影意外遭到曝光。几天后，他们诈死骗保的故事传遍天下。
苏昂对这个案子印象深刻。那时她和平川还住在英国，媒体整天打了鸡血般大肆报道，新闻几乎不间断地滚动轰炸，人人都在谈论这件奇事。她和同事也每天津津有味地八卦，因为不断有新的案件细节被曝出，而且往往超出了普罗大众的想象力。比如说吧，达尔文“失踪”几周后被妻子接回家中，就住在和她一墙之隔的小屋里。他蓄起长须，装瘸拄拐，平日出行自由无人起疑，就连与自己的父亲擦肩而过都没被认出来。再比如，拿到保险赔偿后，他以假名申请到一本护照，飞到巴拿马大肆购置房产，为退休做准备。更夸张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对父母的骗局一无所知，真心以为父亲已死，得知真相后困惑愤怒，宣布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艾伦的文章以臭名昭著的约翰·达尔文保险诈骗案开头，渐渐引出正题：假死骗保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近年来高发的海外死亡欺诈。
艾伦采访了几位为保险公司提供调查与咨询服务的调查员和私家侦探，他们每个人都调查过至少上百宗海外死亡欺诈案。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与达尔文那类在西方国家假死的中产白人不同，他们调查的诈骗嫌疑人往往符合某种特定的特征：大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与这些国家有关联），在西方（通常是美国）生活了若干年，买了大额人寿保险（有时甚至用假名投保），决定回老家探亲访友。然后，在回乡期间，灾难发生，受益人提出保险索赔。
“死”在第三世界国家比在美国容易得多。在这里，你可以贿赂那些薪水极低的z.府*员，欺诈可以成为一门合法的生意，甚至是一桩大买卖——不仅对索赔人来说如此，对当地经济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点钱和关系，很容易就能搞到死亡证明，以及警方和医院出具的虚假报告。“我已经在5个不同的国家被宣告死亡了，”一位私家侦探对艾伦说，“只是为了向客户展示这有多容易办到。”
美国领事馆也很少会仔细查验当地死亡证明的真实性，而只是机械地签发一份《美国公民海外死亡报告》。私家侦探们抱怨说，他们见过太多此类未经验证的死亡报告。
紧接着，艾伦在文中详细描述了一桩假死骗保案：一对名叫Kongsiri的泰国夫妇移民美国，成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