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道，“里头每个病患都渴望换张病床。”绝望会把一个人推向极端，一个念头开始无限膨胀：假如我能放弃一切，卸下肩头的重负，删除此前的错误，那么，或许，我可以作为另一个人重新开始，像明天的日出一般纯洁无瑕。
当然，绝大多数人会很快回归理性，摆脱此类幻想，但每年总会有那么几千个人决定付诸行动。他们在某一天走出家门，从此一去不返，像一滴水消失于沧海之中。
出乎苏昂意料的是，艾伦也决定付诸行动——不过，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出发，看看整个过程究竟如何运作。她飞到菲律宾，待了一个星期，通过线人找到两位当地“行家”，他们从一位在z.府机构工作的“内*”那里搞到了她的死亡证明。
根据警方报告，某年某月某日，在马尼拉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几位路人目睹了艾伦租来的红色大众高尔夫与另一辆黑色本田思域相撞，两辆车都严重受损，司机被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英国白人女性EllenTufts到达时即被宣告死亡。
而事实上，这起致命的交通事故并未发生，所有目击者证词和医院报告都是假的，这份死亡证明打折后要价8000比索，约合150美元。
艾伦背着自己的死亡证明飞回泰国。过境时她有些忐忑，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把整个过程描绘得详细而生动，令苏昂见识到了她的文字功底。当然，这只是个实验，她并没有让人把死亡证明带到英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进行认证，所以她的实验并不完整，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在搜索历史、购买记录、数据统计和监控摄像头的天罗地网之下，假死——或者假死骗保——是否依然可能成功？艾伦承认她只接触到了追踪者而非躲藏者，而有记载的先例们都被抓住了，或者自首了。达尔文和Kongsiri夫妇侥幸逃脱了，但只逃脱了几年。可是，艾伦大胆地推测：既然调查员们都曾有过从未开启调查的案子和从未找到的“死者”，那就说明一定有人已经成功地把一段生命抛在了身后。
“尽管我很乐意想象自己成功逃脱，”艾伦写道，“但我心里清楚，我最终会像那些被调查的人一样，因为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而被捕。当然，我会乔装打扮，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者放任自己胖上30磅。但很有可能，我在去超市买染发剂，或是在海滩上点第一杯啤酒之前就已经被逮个正着。是的，我们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去，它像会说话的影子一样紧紧跟着我们，时刻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直到我们死去为止。
“但奇怪的是，自从拿到死亡证明的那一刻起，我开始时常化名外出，告诉那些在酒吧或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