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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身上，这种信仰可以被归结为“艺术”二字。从某种角度来说，很像比尼奥夫斯基：对正在崩塌世界，已无话可说，可心中还有“热望”，还有那些古老信条；那刻，是它们让欢庆，欢庆至此卡塞尔见闻，欢庆那儿某些作品已渗入情绪与人格。

正如比尼奥夫斯基样，也明白：世界亡，它已支离破碎，只有那些敢于展示解体中它人才是在描绘真实景况。知道世界大限将至，但艺术能创造生命，它并不像那些灾祸预言者说那样死路条。于是决定更名为比尼奥夫斯基，连奥特尔也抛却他临时姓氏改叫比尼奥夫斯基。他对世界不抱任何想法（世界实在令失望），对艺术则不然。

立马感觉称心、如意。陪伴六十多年名字终于被甩在脑后。它真叫厌烦，尤其是因为，它仅属于青年时代，而这个阶段已经被拖得太长。

连上Spotify(1)。既然玛格丽特·杜拉斯名字在脑中闪而过，便搜索起她导演电影《印度之歌》原声音乐。随卡洛斯·德阿莱西奥谱写旋律回到在巴黎岁月。奇怪是，自从改叫比尼奥夫斯基之后，觉得越来越像。在卡塞尔待那久，都从来不

得他书，尽管划定必要边界，也在语言中心辟出大片想象沙滩，而他游戏则是开启它唯密钥。达利是这答复，他说加拉在读过书后讲这句话：倘若里头写都是真，那这书太好；倘若到头来都是假，那这书好得没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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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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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起诸如“欧洲”与“死亡”这样话题忽就想起优塞福·罗特小说《皇帝塑像》中个次要人物：酒馆老板、犹太人所罗门·比尼奥夫斯基。莫斯汀伯爵深信这个简单朴实、天生聪慧男人能给他以合理回答，便习惯性地就各种问题征询他意见。看呐，比尼奥夫斯基，达尔文这白痴说们是猴子变，且他还有理……而所罗门·比尼奥夫斯基总能就此讲出些好玩东西。

“你可是念过《圣经》，所罗门。你该知道吧，那上头写着，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人类，而非国民。是这样吧，所罗门？”

“您说得太对，伯爵先生！”

某日，在全球沦陷大环境下，奥匈帝国消失，继而引发系列政体垮塌，伯爵便问比尼奥夫斯基对这世界怎看。

“先生，已经啥啥都不想。世界毁。”酒馆老板答道。

世界两腿蹬。在末日般气氛里，像比尼奥夫斯基这样个人又能做些什？他对世界已不抱希望，却还保留着内心中某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