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引起难民恐慌，饶家驹决定悄悄离开。只是到了六月十六日离开当日，他实在舍不得自己付出无数心血的难民区，遂坐车围着这个区域最后转了一圈，才依依不舍地来到码头。
唯一赶来送别的人，是和他这三年密切配合的红会第一医院留守主任——孙希。
抗战开始后，在颜福庆的调度之下，兼任红会第一医院院长的应元岳率领红总、中山医院，以及上海医学院的大部分师生、医护人员内迁去了云南。孙希因为受过枪伤，被任命为留守主任，留在上海维持哈佛楼
们也不知道能支撑多久。”孙医生微微露出苦笑。饶神父习惯性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法国谚语：“Aforcedemalaller,toutirabien。”
“天无绝人之路。”
孙医生挑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翻译。三年以来，这句话被饶家驹神父时时挂在嘴边，已成了口头禅。尤其近一年来，他说得越发频繁。大环境日渐艰辛，若不乞灵于一丝微茫的天道规律，只怕很难支撑下去。
饶家驹的中文很好，听得出这几个字的微妙暗示。他微微一笑：“孙医生，悲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会觉得自己的抗争已无意义，只能由上帝来选择命运；乐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会认为未来尚有一线生机，值得奋力一搏。你是哪一种？”
孙医生扶了扶眼镜：“我两者皆不是，我会奋力一搏，然后听凭上帝的安排。”饶是饶家驹心事重重，听到这一句话也忍不住大笑：“尽人事，听天命。我倒忘了，这才是你们中国人的哲学啊。”
“我是怕自己把未来想得太通透了，就丧失了在当下坚持的勇气。”孙医生说得很坦白，也很疲惫。
饶家驹歉疚地抓住他的手臂，看到对方眼圈微微泛红。这次自己骤然离去，对这位中国医生的打击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三年前的那一场淞沪会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上海造成了大量难民。国府无暇顾及，日本人如狼似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又置身事外，结果这些难民流离失所，无处容身。中国红会不得不祭出沈敦和的故智，联络了各国驻沪人士，组建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处理难民问题。
其中最为艰难的安置工作，由一向热心公益的饶家驹神父负责。经过他的奔走斡旋，最后在南市的民国路与方浜路之内划出一片城区，作为收容难民之用。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殚精竭虑，穷尽所能，硬是在极度恶劣的大环境下，保住了这个“南市难民区”和生活在里面的三十多万难民。
谁知本月饶家驹接到耶稣会调令，需要返回巴黎。他有心拒绝，可耶稣会态度十分强硬。谁都知道巴黎如今在德军占领之下，同样需要救济难民。他犹豫再三，也只能奉命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