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有人会问:“村上先生您写小说时,心中设想是什样读者呢?”每次都颇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本来就没有专门为谁写小说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
为自己而写,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厨房餐桌边写第部小说《且听风吟》时,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进入般读者视野——真。大体说来,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把些存在于心中意象,运用自己称心满意、妥帖得当词句描述出来,再把这些词句巧妙地搭配起来,化为文章形式……脑袋里全是这种东西。总而言之,会有什样人来读这本小说(似东西)?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写东西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样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必要。毫不拖泥带水,或者说非常单纯。
而且其中大概还有“自疗愈”意义。因为切创作行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意图。通过将自己相对化,也就是将自己灵魂嵌入和现在不同外形,去消解或升华生存过程中难以避免种种矛盾、错位与扭曲。而且顺利话,还要与读者共同分享这种作用。并没有具体地意识到这点,但那时心中或许在本能地寻求这种自净化作用,所以才极其自然地想写小说。
然而那部作品获得文艺杂志新人奖,成书出版后卖得还算不错,成话题,姑且算是站到名为“小说家”位置上,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意识到“读者”存在。毕竟自己写东西变成书摆在书店货架上,而且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封面,让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写起来免不有点神经紧张。话虽如此,却觉得“为自己享受而写作”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得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人数或许不会太多,但那也无所谓,是不是?假如与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继《且听风吟》之后,《1973年弹子球》及短篇小说集《去中国小船》《袋鼠佳日》这些作品,大多是以这种自然而乐观,抑或说十分轻松姿态写成。当时还拥有份职业(本职),靠那份收入生活得还算可以。小说嘛,说来不过是当作“业余爱好”,在闲下来时候写写而已。
有位声名显赫文艺批评家(已经过世),曾严厉批评第本小说《且听风吟》:“如果诸位以为这种水平东西就是文学,那可就令人尴尬。”看到这条评论,老老实实地以为:“嗯,大概也会有这样意见吧。”尽管受到如此评价,倒也没有心生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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