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匣子,其职责说到底就是作为整个文本发挥作用。而文本的职责,便在于让每一位读者来咀嚼。读者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理它、咀嚼它。如果它在传递到读者手中前就被作者处理过、咀嚼过,那么文本的意义与有效性将大大受损。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终远离荣格、远离河合先生的著作。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发现感觉上有“距离过近”之处,才疏而远之。对小说家来说,没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时宜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两人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阴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时间,他对此也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总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异的面谈,或者说会面。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异的眼光,真是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一切都改变了。河合先生突然变得很快活,眉飞色舞,连珠炮似的说着笑话,表情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那双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几乎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一夜,一个人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这个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状态。”大约是抹杀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接近于无,试图将对方的“存在状态”自然地——比如说作为文本——原封不动吸噬进去。
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也时不时做这样的事情。尽力屏息凝神,将对方的模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尤其在做采访时更是如此。这种时候集中心力聆听对方发言,抹杀自己心中意识流般的东西。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