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她害羞地说着,“我叫苏珊,我……呃……我是酗酒者和吸d者。”
房间里所有的火星人,包括我在内,都做出了回应,“嗨,苏珊!”听到这句,她脸红了,然后沮丧地(或者说是胜利地)点了下头。不管怎么说,我确信,她是世界一流的说教者。
现在,房间里一片寂静。很显然,苏珊并不太擅长在公众面前演讲,或者,或许她的大脑已经因为她服用的那些药物而短路了。苏珊在整
那天晚上,大约7点左右,我往老布鲁克维尔打电话,寻找失踪的女公爵,但她仍然不见踪影。不过我还是和格温通上了话,我向她解释说我今天已经和我的治疗师见了面,我接受了预诊,诊断结果是,我是强制性购物狂以及性欲狂,这两项基本属实,不过跟他们的业务毫不相关。不过我的治疗师告诉我,将对我设定金钱限制——只允许我占有仅够用于自动售货机的钱。
我问格温,她能否往几双卷起的袜子里塞几千美元,然后通过UPS寄过来。我告诉她,它们很可能会瞒过纳粹秘密警察的“法眼”,不过,这对她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尤其是过去9年来,她一直是我的得力干将之一。
让我难过不已的是,在我和格温挂电话前,钱德勒来到电话旁说:“你因为将妈妈推下楼梯而去了亚特兰大吗?”
我回答说:“小家伙,这是原因之一。爸爸病得很重,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如果你现在还在生病,我可以再一次把你的病亲走吗?”
“很有希望,”我难过地说,“或许你可以亲走妈妈和爸爸两人的病痛。”我感觉双眼已经充满了泪水。
“那么我会努力的。”她极为严肃地说道。
我咬着嘴唇,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我知道你会的,宝贝。我知道你会的。”接着,我告诉她我爱她,然后挂了电话。那天晚上上床前,我跪了下来,默念着祷告——钱德勒可以亲走我们的病痛。之后,一切又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做好了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化身——或者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见面的准备。整个戒毒所的病人和员工今天早上要在礼堂参加定期全体会议。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隔离的宽阔空间。礼堂里摆放了120把圆木椅,整齐地摆成了一圈,房间前面是一个小讲台,上面摆着一张演讲桌,当日演讲者将在此与大家分享他或她的d,y苦痛史。
现在,我作为一位病人,坐在一大圈有d,y的医生和护士(或者,在我看来是来自塔尔博特火星的火星人)之中。此刻,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今天的特邀演讲者——一个看起来很伤心的女人身上,她40出头,臀部大得出奇,长着一脸痤疮,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经常服用精神药物的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