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不是超市里随便买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
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走心,十二岁,已经属于大孩子,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般都是跟家长说声就跑,大人也不会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特别,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路来来回回踩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路没有特别‘背’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大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大圈,就是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个底朝天,连女孩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排除切不可能,剩下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是熟人作案,要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
“顺着熟人作案思路,警方排查个遍,学校老师校工、郭家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文具店、小超市……共传讯上百人,但都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听就晕过去,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电话位置——是个很偏僻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点血,和郭菲血型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客厅里时没人说话。
好会,直没吭声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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