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人,因此他是人们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原因做人们热门话题。除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m;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课本上课。学校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那,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春天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人警告焉识,所有教员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有自由、m;主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教科书来授课。那教科书呢?丢。1937年就丢,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块丢在从上海内迁途中。1937年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人抄出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必须”,扔下都是文弱者身家性命,从狭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点位置,多抢口水,多吞口干粮。到重庆,每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对不起,诸位,扯远。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说明。
几个特务走。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文字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是包括自己在内切人。他戏说迁徙内地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教科书丢失。又说他作为个教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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