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他生怕曾国藩改变态度,已成定局事又起变化,便借探病为由,试探地提出,请朝廷增派大员前来天津,以便曾国藩有空养病。曾国藩也正感自己负疚太深,希望有人来与他分担责任,便立即同意。于是崇厚上折,说曾国藩旧疾复发,病势沉重,请增派大员速来天津。西太后即谕号称洋务能员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坐海轮由苏州北上,需要十日之后方可到达,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出使法国,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这时丁日昌也到。
丁日昌在途中便给朝廷上折,奏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他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在押人员,好言抚慰洋人,全然不顾清议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意图。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又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贪污受贿不法情事。丁日昌全不在乎,笑置之。他对身边人说:“做官谁不被人骂?
官越大,骂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行。”他又为曾国藩请来两个洋医生,给他治眩晕,治目疾,劝慰他安心养病,天塌下来都不要管,切事都由他顶着,杀头充军他不怕。
曾国藩本因丁日昌为官不廉而对他印象不佳,这下子,反倒为他力排众议敢作敢为气概所慑服,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胆气壮起来。他不再自怨自艾,过分自谴责。书信言谈之间,也常说:“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类话。心胸宽,身体也好多。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赏识丁日昌,明知其操守不严也要重用缘故。曾国藩觉得李鸿章、丁日昌身上有着另外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正是他自己所不具备。
正当轰动海内外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时候,江宁城又爆出桩离奇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速命曾国藩重任江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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