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取出钱包,从里面掏出角揉搓得很烂、已经发黄剪报,
“好啊,朋友,很乐意。”
向服务生点两杯咖啡,但他只在吧台上放杯。
“点两杯,”说,“另杯给这位先生。”
“哦,好,”服务生回答,“请稍等,很快就送来。”
“可你为什不现在送来?”
联络人终于来,是个二十岁左右天使般姑娘,穿着公馆女子中学那种矫揉造作校服,在倒数第二个赴约时间赶来,传达下步指示:当天下午六点,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亨利之家餐厅见面,赴约时,要手拿份《信使报》和本连环画杂志。
迟到几分钟,因为出租车遇到街头游行队伍,无法前行。紧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康塞普西翁自焚事件,场新反独裁和平抗议运动兴起。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两百多名抗议者浑身湿透,但仍抵在墙壁上,无畏无惧,高唱爱颂歌。虽然这场崇高示威抗争让深受感染,但仍不得不遵照女学生指示,赶到餐吧,坐在高脚凳上阅读《信使报》社论版。按约定,有人将靠近问:“您喜欢读社论版?”应该回答说是。对方再问,为什喜欢读?再回话:“因为有经济信息,对职业有帮助。”不久就应当起身离开餐厅,门外会看到辆等候汽车。
把社论版从头到尾读三遍,这时有人从身后走过,并用胳膊肘在腰上轻轻撞下。在心里说:“就是他。”看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岁男子,肩背宽阔,正慢吞吞地往卫生间走。想这可能是暗示,想让跟他到卫生间那边接头,但坐着没动,因为他还没说暗号。直留意着卫生间,直到那人出来,经过背后,又像上次那样轻轻碰下。于是转过身,望着他脸。那人长着酒糟鼻,嘴唇发紫,眉头有好几道伤疤。
“喂,”他说,“你过得怎样?”
“好,挺好。”对他说。
“是,”他说,“马上给他送来。”
但咖啡仍旧没来。更怪是,旁边男子似乎并不在意。遇上这种咄咄怪事,不免紧张起来。那人把手搭在肩上,对说:
“觉得你没认出来,对吧?”
此时决定摆脱他。
“你看,”告诉他,“说实话,确实没认出来。”
他在旁边吧椅上坐下来,用熟络口气跟攀谈起来。
“你还记得吗?”
“当然,朋友,”顺着他话往下说,“怎能忘。”
就这样,们对话持续几分钟,动作明显地露出报纸,提醒他说暗号。但他没留意,仍旧坐在身边,望着。
“那,”他开口道,“请喝杯咖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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