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我时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袭白色长裙，站在一片白雾中，对面是我的丈夫。但是当镜头拉近，我们身后还站着十个女人，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这一点根本无从保证；我可能是长长的妻子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我记事起，这个画面就一直居于我对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们。在这道算术题中，存在一种刺痛：在神圣的天国演算中，一个男人可以为无数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岁时。在摩门教中，十二岁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十二岁时，主日学校的课程也开始包括“纯洁”和“贞节”之类的词汇。也是在这个年龄，作为教会任务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问母亲该选择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说：“安娜·玛西亚。”我
项目结束后，我回到杨百翰大学。校园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忘记剑桥，重新回到我在那里的生活本来不难。但斯坦伯格教授决心不让我忘记。他给我寄了一份申请，项目名称为“盖茨剑桥奖学金”[20]，他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有点像“罗德奖学金”[21]，但申请的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它将为我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没过多久，我注意到另一个不同，另一个小小的转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马克在一起，他是学古代语言的。和我以及杨百翰大学几乎每个人一样，马克也是摩门教徒。
“你觉得人们应该学习教会历史吗？”他问。
“是的。”我说。
“如果这让他们不开心怎么办？”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释。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后，就与自己的信仰作斗争，”他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认为她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也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说。
一阵紧张的沉默。他在等着我说出我的台词：我在为信仰祈祷。的确，我已经为此祈祷过许多许多次了。
也许我们俩都在思考我们的历史，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约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个妻子。杨百翰有五十五个妻子和五十六个孩子。教会在一八九〇年结束了一夫多妻制，但从未放弃这一教义。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