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克峰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星期。离开山的那天,奥黛丽叫我不要走。那次谈话的内容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日记。回到剑桥后的第一晚,我坐在石桥上,凝视着国王学院的教堂,写下了那则日记。我记得那条平静的河流,记得秋日落叶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缓缓漂流。我记得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字的声音,准确详细地记下了姐姐说过的话,有整整八页的篇幅。但我对她说那番话的记忆消失了,似乎我是为了忘却才写下来的。
奥黛丽让我留下来。她说,肖恩太强大,太有说服力,她无法单独面对他。我告诉她,她并不孤单,她还有母亲。奥黛丽说我不明白,毕竟从没有人相信过我们。如果向爸爸求助,他肯定会说我们撒谎。我告诉她父母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然后我登上了飞机,飞到了五千英里之外。
如果我为在如此安全的距离——在宏伟的图书馆和古老的教堂的环绕下——记录下姐姐的恐惧而感到内疚,只有一个迹象可以表明这点。那一晚,在日记的最后一行,我写道:今晚的剑桥不如以前美丽。
德鲁已被一个中东研究硕士项目录取,和我一起来到了剑桥。我把我与奥黛丽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是我向其透露家庭信息的第一个男朋友——真的透露了真相,而不仅仅是有趣的轶事。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我说。我的家人如今不同了。但是你该知道那些事。所以你可以好好盯着我,以防我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第一个学期在一连串的晚餐、深夜派对以及不时在图书馆熬夜看书中度过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我必须进行一项原创性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阅读了五年的历史,现在该轮到我来书写历史了。
但是写什么呢?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阅读时,我惊讶地发现,十九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身上有摩门教神学的影子。我向导师大卫·朗西曼提出这一点。“那就是你的研究项目,”他说,“你可以做前人没研究过的东西:你不仅可以把摩门教视为一场宗教运动,也可以将它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研究。”
我开始重读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信件。小时候读这些信时,我怀着崇拜之情;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读它们,不是用批评家的眼光,也不是用信徒的眼光。我将一夫多妻制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而不是一种教条来解读。我将它与其自身的目标,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运动和理论进行比较。这感觉就像一种激进的行为。
我在剑桥的朋友已经成为家人,与他们在一起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巴克峰已经消失了多年。有时这种感觉让我痛苦。我想,没有哪个亲妹妹爱陌生人会胜过爱自己的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女儿比起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