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肯德基当服务员。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他的眼神里分明在问:为什么不是麦当劳?母亲点了点头说:不错,有计划就好。如果你落榜了,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你别太难过就行。她说:我会去死。然后她站起来,像往常一样,系上一条蓝色丝巾,收拾好碗筷,慢悠悠地夹着教案走出了家门。
在考过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我和刘一朵坐在考场外面的操场上。我们看见其余的人从我们眼前向大门口走去,他们有的两三个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好像此刻的讨论能够更改已经发生的事实,有的人用手背抹着眼泪,独自慢慢地走着,有人把书本抛向空中,大叫着向门外狂奔而去。操场上遥遥相望的两个球门,没有网子,好像永远不会相遇的两张嘴巴。我们知道门外就是我们的家人,此时他们绝对不会离去。刘一朵跟我说,哎,问你个问题。我说,问。她说,你到底是喜欢我多一点,还是喜欢别人多一点?我说,别人是谁?她说,别人就是别人,别的人。我说:那喜欢你多一点。我们分头走吧,横竖都要出去,大不了再来一年。她说,还有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中心广场在哪里?我说,这时候不要再给我问答题,我做卷子已经够够的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千块钱,和两张车票,说:我们跑了吧。这时候天光正亮,操场上空无一人,盛夏的暖光落在刘一朵的脸上,我看见几颗被挤破但尚未痊愈的青春痘,看见她充满着欲念的薄嘴唇,看见她镇静而又温情的大眼睛。日光倾城。胸中有一股热气荡开来,在脊柱里缓速地流动。有一次,几个外校的孩子来我们学校寻我,他们想要结结实实地揍我一顿,这事儿的起因好像是其中一个孩子从我们学校转学过去,他和我的母亲有点恩怨。我在教室里等了很久,然后准备从学校的后门逃走,可是刘一朵已经去前门挥舞着带钉子的板凳条把他们击溃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想起了这件事。我说,你穿着裙子能爬墙吗?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担心是无谓的,她脱掉裙子叼在嘴里,穿着内裤翻过学校的围墙,我紧随其后,从墙头跃下的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欢愉,似乎在空中飘浮了很久,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折叠翻滚了几周,才终于落在地上。
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许多人背着大包,包的体积基本上和人相当,有的人除了背着大包,手里还抱着孩子,孩子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肆无忌惮地大哭,像指南针一样挥舞着小手。我和刘一朵,背着书包,拉着手挤在人群里,我忽然对自己的轻装简从感到有些惭愧。一个老人,足有八十岁了,脸上的尘土和皱纹好像伤疤一样结了痂,光秃秃的头上长了一只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