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的内核精神目的是保障人权，那么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精神病是伪装的，不然“疑病”就应该按有病处理。“处决派”认为，如果这样处理，那么就不是“疑罪从无”原则了，而是“保护犯罪分子”原则。“约束派”认为，公权力必须慎用，对于存在疑点的犯罪嫌疑人，人权当然要保护。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是一个社会法治进步的表现。
各持各的意见，争论点很快又从杜舍杀人案转移到了董乐杀人案。
“处决派”认为，既然主张“疑罪从无”，那么董乐杀人的案件证据也是“疑”的。整个案件的证据只有被破坏的电线上的DNA。那么，假设董乐只是个看热闹的，不小心被破裂的电线戳破了手指，是不是就可以证明其无罪了？“约束派”认为，“疑罪从无”里的“疑”是指合理的怀疑，而不是狡辩。董乐存在杀人的动机，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了特定的航班上，有监控显示其携带装置零件，而且只有主动破坏电线才会接触到位置隐蔽的电线。更重要的，是董乐有自己的供词，并且合理解释了连警方都没有想到的作案过程。这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证据链条，之前的说辞都是狡辩，不能作为合理怀疑，所以并不是“疑”罪。“疑”是站在公正、常规的立场之上，如果先前就带有感情色彩，那就不是“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了。
对于当年杜舍母亲叶凤媛的杀人案，组织内部也有争议。
“处决派”认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叶凤媛杀人案的细节，也有很多站不住脚，当年都处决了犯罪分子，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而“约束派”认为，那起案件发生在1983年，十多年前的技术手段，能够达到的也就是当时的水准。所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证据链条同样是完善的，所以并没有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对警方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希望社会法治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争议发生了很多次，但是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
当然这几份会议纪要也不全都是两种意见的交锋，还有一些内部调查会议的纪要。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在董乐被宣判死刑之前，守夜者组织的职权就已经被停止了。因为根据董乐的供述，他不仅盗用了傅元曼的数字身份证书侵入了组织内部系统，并制造了自己的假身份，而且还清楚地知道杜舍被押解的时间、航班号和目的地，甚至知道他们乘坐在飞机上的大致位置。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些信息是部里下发的机密文件，而作为董乐这样的组织内部实习生，是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
一个保密的组织连它的内部信息都不能做到保密，那么要这个保密组织做什么？此事牵涉甚广，所以公安部决定，要求守夜者组织停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