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因为他们有不大不小“恒产”,所以心态很平稳。个人如果没有自己财产基础,那他就会“光脚不怕穿鞋
天下;确非偶然之事。”[4]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严重缺陷,它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虽然高效但是残忍。
主导楚国变法名将吴起在政治上崛起,就是通过著名“杀妻求将”来达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吴起是鲁国人,娶齐国女子为妻。后来齐国和鲁国交战,吴起因为“善用兵”而为人举荐,然而妻子国籍成吴起登坛拜将障碍。“鲁疑之”,担心吴起不尽力。于是吴起毅然杀掉妻子,用妻子头颅换来自己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是种赤裸裸功利主义文化。[5]
法家学派另个严重问题,是它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利益。因此法家变法基本思路,就是把民众当成君主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把百姓都变成亦兵亦农斯巴达式战士,把国家改造成架高效战争机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比如儒家认为,民众是国家主体,也就是《尚书》所说“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存在是为君主服务。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就是说,百姓对君主有什用呢?作战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意义。
儒家学说认为,君主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支持。民众感受就是上天感受,所谓“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老百姓满意,君主才能继续做下去。法家却坚决反对这点。韩非子在《显学》篇中说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意思是说,不懂得政治人才会说要争取民心,如果要获得百姓支持后才能施政,那要政治家有什用?人民都像无知婴儿样,z.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永久大利,牺牲代人幸福换来国家长治久安,他们竟然全然不能解。如果治国时候听取老百姓意见,那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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