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家庭总是相似,不幸家庭各有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漫长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土耳其版“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起点,经过几十年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是自上而下“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m;主化以后,数量庞大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步步彰显存在,到近些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诱人目标和简单快速解决方式领导人,谁气质和姿态最权威,最像“父亲”,谁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查韦斯许诺要为穷人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上台之后,为兑现承诺,查韦斯大力推行国有化,把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但赶走有管理能力外国投资者之后,委内瑞拉本国却没有成熟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当中,激进国有化不久之后就导致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石油富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国家经济崩溃,穷人获得福利也自然随之成为泡影。委内瑞拉经济困境,反映其实是政治上不成熟。
之所以在这多国家遭遇重重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动力并不是内生,而是被移植,这种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要更为艰苦,并且成活率很低。除制度原因之外,现代化还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够提供这种土壤有两种文化,种是清教文化,另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推崇勤奋节俭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成功看作被“上帝选择”证明。“他们(上帝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无情惩罚。[10]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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