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乔说，“我知道那种日子怎么样。光靠空谈能坚持十二年，十三年——或者更长一些，十五年？我有一张托特组织的工作证。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一直为托特组织工作，去过北非，也到过美国。听着——”他用手指在她身上敲了敲。“我在土木工程方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天分。托特组织给我定了很高的级别。我在那儿不光是为建高速公路铲铲沥青、拌拌水泥什么的，我帮他们做设计，是工程师。一天，托特博士过来察看我们的工作。他对我说：‘你有一手。’那是个重要的时刻，朱莉安娜。那是劳动换来的尊严。他们不只是在空谈。在他们之前，也就是在纳粹之前，人们都鄙视体力劳动。我自己也是。我们崇尚贵族气派。托特组织让这一切成为历史。我第一次认识到双手的价值。”他说话时过于急促，意大利口音越来越重。有些话朱莉安娜听不太懂。“我们都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森林里，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大家快乐地唱着歌，列队去工地。有战时的士气，不过是为了建设，而不是毁灭。那些战后重建的日子，是最快乐的时光——一排排漂亮、整洁、坚固的公共大楼竖立起来，一个个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比如纽约和巴尔的摩。当然，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像新泽西克虏伯和索伦这样的大联合公司主导着一切。但他们不是纳粹，只是欧洲的旧势力。他们更加糟糕，你明白吗？纳粹的隆美尔和托特要比克虏伯这样的企业家和银行家们好上百万倍。那些普鲁士人统统该用毒气毒死，那些穿马甲的绅士们。”
但是，朱莉安娜想，那些穿马甲的绅士们永远登上了历史舞台。你的偶像隆美尔和托特
你觉得席腊赫有机会吗？”
“没有。”乔断然说道。
“或许会引发一场内战。”朱莉安娜说，“但那些家伙现在都老了，戈林和戈培尔——那些纳粹党的元老们。”
收音机里说道：“……隐退到布伦纳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
乔说：“那是胖子赫尔曼。”
“……只是说，不仅德国失去了一位战士、一位爱国者和一位忠诚的党首，而且像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说过的那样，他本人也失去了一个密友。战后领袖未定的时候，有些人反对鲍曼先生出任总理，那时他是支持鲍曼的——”
朱莉安娜关掉收音机。
“广播电台就会空谈。”朱莉安娜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话？好像这些残忍的刽子手和我们普通人一样。”
“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乔说。他重新坐下来，继续吃他的早饭。“我们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
“你说话的口气，”朱莉安娜说，“很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