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听杨锐和特拉普
对话，基本是听天书感觉，有翻译帮忙也是
样，到
实验开始，二人还是没有搞明白整个循环运转体系，只能像是何成和姚尺样，做某个局部工作。
杨锐设计辅酶Q10生产线需要10名工人，现在算上他自己有5个，虽然仅有总数半，勉强却也够用。
这种运行效率也正是英国人所看重，他们都不耐烦管理大量工人，十名工人加名脱产干部组合，非常符合其预期。
西堡肉联厂方面比较无所谓，从内心里，他们其实是希望增加工人数量，这样也就有更多编制。但从另方面讲，他们承担着制药工厂工人培训和工人管理任务，越多工人数量，也就是越多压力。
原来西堡肉联厂脏器生化车间就是个班组二十多人编制，现在划10个人出来，倒是不用他们
过，进入制药公司通常意味着不再继续基础性研究，对于做半辈子类似项目教授们来说，这并不定是令他们高兴决定。
80年代以前，大部分欧美研究者是安贫乐道，正如中国研究者样。然而，里根时代美国和欧洲，却慢慢变功利化和金钱化。社会评价成功者原则也变成能否赚到钱，而非社会贡献。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价值观庸俗化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
60年代或者70年代，若是有国际生物研究会议，与会老朋友会谈自己实验和理论，并不多谈实验室条件和收入薪金，但到80年代，情况颠倒过来，老朋友们总是在谈论实验室条件和薪金，它们似乎也比实验和理论更能证明成功，或者说，实验室条件和薪金重要性，在慢慢超过纯理论价值。
特拉普首席技术官依旧保持着做教授时严谨，看过杨锐实验准备与实验设计，又检查他安装设备，才退出脏器生化车间，让杨锐和他实验助手自己操作。
近百页翻译文献，看起来也不轻松，特拉普也算得上尽职尽责。
而更让他感兴趣显然是杨锐本人。名中学生，能够撰写学术文章，在世界范围内不能说稀罕，每个国家都有不少早熟少年，可是，能看说明书，就帮工程人员安装先进设备少年，显然是非常少见。因为这更多是经验问题。
特拉普因此问好些个问题，得到相对满意，却不是真正满意答案。
想来，也只有这种时候，特拉普才能重新找回教授幸福感。
西堡肉联厂贺海川和宁民也进脏器生化车间，帮杨锐操纵数量众多大型设备。当然，说是大型，最多也就是几十升容量装置罢，80年代生物制药公司，处理能力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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