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有一册地图，画着帝国和邻近国家所有的城市以及它们的房屋、街道、墙、河流、桥梁、港湾、山崖。他知道不可能从马可-波罗的报告得到这些地方的消息，况且它们本来就是他熟悉的地方：中国的首府大都的三个四方城怎样互相套住，每个城各有四座庙宇和四个城门，按季节轮流开放；爪哇岛上的犀牛发怒时怎样用足以致人于死的独角冲刺，马拉巴沿岸的人怎样在海床采集珍珠。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之后，你会再讲已经给我讲过的故事吗？”
“我讲，我讲，”马可说，“可是听的人只会记得他期望听到的东西。我有幸得到你聆听的描述是一个世界，我回国后第二天流传在搬运工人和船-之间的却是另一个世界；假使有一天我成为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而跟一个写探险小说的作家囚在一起，那么我也许会在晚年再讲一次，让他笔录，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决定故事的，不是讲话的声音而是倾听的耳朵。”
“有时我觉得你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而我是一个囚徒，给困在庸俗不堪的境地，那时人类社会所有的形态都已经达到轮回的终极，很难想像还会演变成什么新的形态。而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出了使城市生存的、看不见的理由，通过这些理由，也许它们死后还可以复活。”
大汗有一册地图，画着整个地球、每个洲、最辽远的国土疆界、船只的航线、海岸、最著名的都城和最富饶的港口。他在马可波罗面前翻阅着，想考验他的知识。旅行家看到一个城市，有三面海岸围住一个长海峡、一个窄港湾和一个四面都是陆地的海；他认出它是君士但丁堡；他记得那路撒冷的位置是在高低不一而对峙的两山之间；他也一眼就认出了撒马坎德和它的花园。
至于别的城市，他就只能依赖听来的传说，或者凭隐约的线索臆测：例如有斑痕的伊斯兰珍珠是格拉纳达；北方整齐的港口是吕贝克；盛产黑檀木和白象牙的是蒂布克土；人人每天带长面包回家的是巴黎。地图里有些小型彩图绘出有居民的、形状奇怪的地方，只有棕榈树探头张望、隐藏在沙漠的皱折里的一片绿洲，只能是奈夫塔；城堡建在流沙上而牛群在海潮浸过的草地上放牧的地方，只教人想起圣米歇尔湾；皇宫不在城墙里而城反在宫墙的地方一定是乌尔比诺。
地图里有些城市是马可和地理学家都没有过、也不知道地点的，但它们肯定具有城市的可能形状：库斯科在放射式图形上反映出它完整的贸易秩序，青翠的墨西哥在蒙台苏马宫君临的湖上，诺夫哥洛德有球根形的圆屋顶，拉萨的白色屋脊升出多云的世界屋脊之上。马可说出这些地方的名字（反正只是名字）并且指出应该走什么路线。谁都知道，世界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