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生，也需要在导致变革发生的总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连伟人本身也是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诞生的呢。”
这种假装深奥的虚无言辞，几乎不可能有实际意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真实意思是：只有在认识清楚每一个事物之后，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单个事物。说得好极了。不过，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楚认识每一个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自己片面的世界观，并用直接原因去解释事物——其中也包括伟人的影响力。
对此，威廉·詹姆斯写道，“假如人性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伟人的社会并不曾造就伟人，相反，是伟人诞生之后，这个社会才称之为伟人的社会。社会、政治、地理，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人类学，这些条件对生理力量的影响，好比维苏威火山[5]对瓦斯火花的影响一样，你说这影响是大是小呢？其实是生理力量塑造了伟人。斯宾塞先生莫非以为，社会诸种压力恰好汇聚一起，时间恰好在1564年4月26日左右，恰好作用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然后便必须在此地诞生某个莎士比亚，此位莎士比亚，必定还得智力超常？……他是不是说假如上述这位莎士比亚幼时患了婴儿吐泻病不幸夭折，那么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还得有另一个母亲务必得再生一个孩子，与上述这位莎士比亚一般无二，以重建社会的平衡？”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科学与人类行为》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于是，当他冒险进行概括时，其结论的不切实际，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们一样彻底。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斯金纳教授对詹姆斯所称的“生理的力量”满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基因问题一带而过。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体质医学的新发现不屑一顾，对体质心理学根本连提都不提，其实，依据这些（根据我的判断，只需要依据这些即可），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个人传记了，这本传记要与传主存在的相关事实紧密联系，包括：他的身体、气质、智力禀赋，他生活的直接环境（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他的时代、所处地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抽象的运动科学一样——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来说，却完全与实际事物不相关。来比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这三者可以说明相同的运动规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一样重要。其实，就其运动研究本身来说，这种比较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与此类似，行为研究就其本身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