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现在很晚了，”我向她道歉，“但如果不找你谈，我会发疯的。”
她轻啜一口咖啡，安静地听我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一五一十向她解释如何发现有人背着多纳先生污钱，还有我对这件事的反应，以及在实验室里听到的两种不同意见。听完之后，她靠在椅背上，然后甩甩头说：
「五月十日」我问尼玛教授昨天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没必要介入那种尴尬的处境。以他的观点看来，我被利用了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所以不必对自己过于苛责。我的角色如同争斗中被戳入对方的利刃，也如同车祸中撞击人的汽车，错不在我。
“但我不是像这样冷冰冰没有感觉的物体。”我申辩说：“我是个有感情的人。”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笑出声来。“没错，查理，但我们现在说的是指你还没动手术以前的情况，不是现在。”
多么傲慢、自大偏狂的家伙，我也有股冲动想揍他一拳。“我在动手术前也是人，如果你没忘记的话。”
“没错，查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过，情况不太一样……”后来，他推说要到实验室查资料，就起身离座了。
史特劳斯博士在心理治疗课程一向话不多，今天我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说就道德层面而言，我是该告诉多纳先生。不过，我思考得愈多，事情就愈不单纯。我必须找其他人帮忙打破这种僵局，当时唯一想到可以帮助我的人是爱丽丝，于是在左思右想了很久之后，终于忍不住在十点三十分时打电话给她。我试拨了三次，每次都在电话还没接听前就放弃。第四次，我鼓足勇气决定非等到她来听不可。刚开始，她说她不该见我，但我仍然请求她在我们一起用过晚餐的自助餐厅内碰面。“我向来都很遵重你，你给我的忠告一向很好。”她犹豫不决，但我继续坚持要见她。“你必须帮助我。你说过你也有责任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必经历这种困境。现在，你不能袖手旁观。”
她大概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所以答应见我。挂上电话后，我盯着电话默默看了一会儿。曾几何时，我变得如此急于想知道她的感受和想法？一年多前在成人智障中心时，我还只是在意她快不快乐。我当初是不是因为想取悦她才答应动手术的？
在自助餐厅前，我踱了很长的一阵方步，引来警察的盯梢，这时我才进入餐厅点了一杯咖啡。
非常幸运，上回我们坐的位置是空的，我想她应该会到这里找我，所以就挑了这个位置坐下。
她进来时朝我招了一下手，没马上过来。她先到柜台点咖啡，朝这里走时，脸上还带着微笑。我想，她微笑是因为我挑了这个位置——多么愚蠢，但又罗曼蒂克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