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作品去论证或追踪个作家死因大概是不智,那缘于文学免不写及死亡,尤其在叙事作品里,死亡往往如同句号那般寻常。况且,如果以死亡为果,所有相关及无关线索,都可能缘解释之矢,射向那个黑色靶心。但这篇短文写作确实肇因于桩真实死亡事件,个作者之死。
这是个瘟疫年、灾难年,从SARS到禽流感,政客操作历史加速胎动,昏鸦苍蝇满天飞。而在这样暗晦历史时刻,从去年6月迄今年4月①,短短不到年内,两位年轻小说家z.sha——而且是同世代——大概不能算是纯粹意外。政治上,同世代——所谓“学运世代”——不少人已晋身大权在握、志得意满、面目可憎政客之列,不只早已“有资格腐败”,而是正快速腐败中;但文学(尤其小说)这世代,是否正如之前篇短文里以乌鸦嘴命名“哀歌世代”(《即将过去未来》)——个极其内向、脆弱、经验贫困、耽溺于情感与身体书写世代?
但这样论述是否太过概括?或者还需要等待历史检验?
以下单就袁哲生个案,就其文学探索之路、精神之旅,做番简要讨论。
袁哲生不算多产作家,虽然从1996年迄2003年间,他共出版九本书,但只有五本是小说;五本中有两本(《猴子》《罗汉池》)是以薄薄半绘本形式出版,严格说来,也只能合并算本。这其中,个人认为品质最好仍属第二本《寂寞游戏》。但从他最早本小说集《静止在树上羊》,可以大略窥见他后来可能发展及没有发展那些路向——抒情小说、传统说书、台湾乡野、童话寓言、社会写实……如果以重复收入第、二本小说集,得时报文学奖首奖,深受张大春赏识《送行》(1995)为里程碑,确可以看出早年袁哲生表现得最具潜力,还是抒情小说(就如晚个世代那些骆以军口中“新品种赛亚人”),诸如第本小说中《雪茄盒子》《静止在树上羊》《送行》《件急事》等,以白描经济手法、字里行间留白,刻写出近乎静态世界。不是以情节为主而是以感情收敛“状态”、淡漠情绪,推动场景转换,张大春对《送行》赞颂大概可以概括这种写作优势——“《送行》叙事任务根本不在交代个什故事,而在人处境;从而送行二字形成生命整体象征,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平淡中益见深刻。”(《渐行渐远送行》附录于《静》②书,页40至41)张大春引古诗教以嘉勉,论证其实是抒情传统在袁哲生身上延续。这种技艺其实是反叙事,所以在更短些篇章里,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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