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小丹说：“在柏林买这样的房子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也不是这个生活成本。”
丁元英说：“没钱的时候就选择既清静又生活成本低的地方，有条件了就选择更清静点的地方。在柏林你不必担心买到假手机、注水肉，不必为电话故障一趟趟求电信商，不必为当官的汽车闯红灯动肝火，法律、治安和社会服务环境都要好一点。我没什么志向，就想不招谁不惹谁地过自己的日子。”
芮小丹说：“女人与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要么躺着，要么站着。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像成一个流浪街头的醉汉，想收留你，却不敢想像收留你
得有罪了，这和击毙罪犯不一样。可我就不明白了，扶贫错了吗？法律承认和允许的竞争错了吗？如果农民不靠自己所能，那贫困农民的出路在哪儿？怎么才能得救？这根本不是就事论事可以回答的问题，还得落到文化属性上，还得说觉悟。”
丁元英说：“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个由你注册的强势文化传播公司，你应该整合你的社会关系资源，埋头学几年、干几年，吸纳、整合零散能量，从你的第一本书、第一个剧本、第一部电视剧做起，用小说的形象思维和影视艺术的语言去揭示文化属性与命运的因果关系，去传播强势文化的逻辑、道德、价值观。”
芮小丹说：“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心里非常冲动。不管我是不是自不量力，我就为这个去留学，争取有一天我能以我的方式告诉别人，神就是道，道就是规律，规律如来，容不得你思议，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丁元英端起酒杯，说：“为你的这个觉，碰一下。”
芮小丹确实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干杯的事，喝了一口可乐，然后问：“当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的时候，你会在哪儿？”
丁元英问：“你希望我在哪儿？”
芮小丹说：“我希望你呆在布尔伦布大街的老房子，这是一个适当的距离。太近，我静不下心学习；太远，我太痛苦。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既能多陪母亲还能攒点零花钱，每个周末我去柏林看你，这样我每过一天就离周末近了一点，每天都生活在希望里。”
丁元英说：“那我就在柏林呆着。”
芮小丹说：“我希望的和你原来既定的不是一回事，我是问你，在你没认识我之前你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你不可能在古城临时一辈子。”
丁元英答道：“我原打算……不，是理想……等有钱了我就在柏林近郊买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做一间特别隔音的听音室，上下左右没有邻居，没人敲暖气管抗议，能把音响开到听力的极限，音质至真至纯，能被《伏尔加河》、《新大陆》这种排山倒海的音乐淹没，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