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三篇总会看到篇,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两次后,才不尴不尬地把自己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记得他那天只穿件汗衫,面在翻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刻,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文章“死刑”,恐怕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话,对于个初学写作人,褒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笑道:“你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第篇正式发表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半,便到美国去。虽然夏先生只教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写作影响是大。当然最重要是他对初“登台”时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分析也使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文字。他问看些什作家,说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那时看许多浪漫主义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后来看《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弊端有那样深刻认识。
大三时候,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自己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好坏起上场,第期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玉卿嫂》是什人写?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吧?”得意,赶快应道:“是写。”他微感惊讶,打量下,大概他觉得那时有点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出国前写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嫩得很,形式不完整,情感太露,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型,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些人生基本永恒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会写成,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年,智姊回国,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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