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w.g”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度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w.g”爆发了。从
